作者

　　刘博涵  贵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

　　文章来源

　　《中国刑事法杂志》2024年第6期

　　内容摘要

　　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初阶数字金融在我国经历了从“野蛮生长”到“集中整顿”的发展历程，以“金融管理秩序法益观”建立起的金融刑事法治体系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所需。数字金融创新与刑法规定的金融犯罪构成要件具有契合性，频频突破信息中介政策定位加剧了其入罪的可能性。从表面上看刑法介入金融是为了保护金融管理秩序，但秩序的建立、维持旨在消除欺诈横行导致的金融市场失灵、防控非理性市场狂热可能引致的金融风险，因而规制欺诈和管理风险是刑法介入金融的两大动因，我国《刑法》对金融诈骗罪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分类立法反映了这一原理。刑法介入数字金融，保护的是复合性法益即金融市场秩序及其所保护的实体性利益。金融犯罪中“非法”“违反国家规定”“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”等不法要件须依据金融法规进行认定，实质考察是否提升了法律所不允许的不当金融风险、秩序下的实体性利益是否受到侵害，准确适用财产犯罪罪名或者金融犯罪罪名，审慎入罪或者出罪。刑法不宜将数字金融平台限定为信息中介，入罪时应强化公共利益保护和数字金融创新的目的论解释，发挥刑事违法性判断对行政不法的“遴选”、限缩功能，为数字金融创新创造合法空间。

　　关键词

　　数字金融；金融犯罪；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；金融诈骗罪；行刑关系

　　全文链接

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犯罪的刑法应对_刘博涵.pdf